一场论辩，三人宿命！ h4hurnh3

难解烈酒

谁都知道，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关于“理财问题”的著名论争！一次是发生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十一年的“盐铁论战”，论辩是在儒生们与法家御史大夫桑弘羊之间发生的！这是一次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儒法大论争“！另一次发生在北宋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一0六八年的“延和殿论辩”，主要论辩双方是司马光与王安石，他俩在关于朝廷的“理财问题”上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大论辩。两次论辩相隔千年，像这样“千年等一回的论辩”的历史意蕴确实波谲云诡，其结局也令人扼腕唏嘘。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常说“北宋三冗”，也就是冗官、冗兵、冗费，因而造“两积”，也就是积贫、积弱。的确，若是从长时段来观察北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过，对于初登帝位的宋神宗来说，造成财政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四年之内两位皇帝驾崩”。宋仁宗驾崩于公元一0六三年，由于他没有子嗣，便以堂兄之子继承帝位，是为“英宗”。英宗皇帝体弱多病，即位不到四年就去世了。皇帝的丧礼不可能像老百姓那样儿弄口薄棺材一装或是拿个芦席子一卷了事儿，那是要搞山陵营造的，而搞山陵营造那是要大兴土木，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的。   

　　由于英宗皇帝不是先皇亲生的，存在“远嫌”，因此仁宗皇帝的山陵营造就搞得格外隆重，修陵调集役卒四万六千七百人，工期七个月，耗银五十万两，钱一百五十万贯，绸绢二百五十万匹！此外，还有赏赐诸军的近千万贯，总耗费几乎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虽然给后世留下了永昭陵这样宏伟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但在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神宗为英宗嫡长子，即位后即名正言顺地强调要节俭办丧礼，他甚至打算派自己的东宫旧臣王陶去河南府亲自督办此事儿，足见其重视程度。但即便是节俭，比如役卒减少到三万五千人，这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宋神宗即位之初虽然表现出积极有为的姿态，但在理财问题上主要采取了节流的措施，着力减少宫廷开支，改变铺张浪费之风。群臣也响应宋神宗的号召，表现出为朝廷省钱、为皇帝分忧的态度。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延和殿论辩”便由群臣辞郊赉而引发。那么什么是郊赉呢？郊赉，又称郊赐，按照礼制，皇帝在冬至日要去南郊举行郊祭，并对群臣要进行赏赐。   

　　“延和殿论辩”的论辩什么原因得白癜风的参与者有两位后来如雷贯耳的翰林学士，一位叫司马光，另一位叫王安石！另外，还有宋神宗和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翰林学士承旨，通常来说其地位高于一般翰林学士，仅有一人，有“翰长”、“学士院长”之称。   

　　论辩的地点是在“延和殿”，所以史称“延和殿论辩”！延和殿乃北宋汴京皇城朝会仪式与皇帝听政的六大殿之一，地处禁中深处，也被称为“便殿”，是皇帝可以自由召见臣子并自由发表见解的地方。因司马光后来将其记录在《迩英奏对》一文中，所以也常被称作“迩英奏对”，但实际发生地点为延和殿而非迩英殿。翰林学士职位清要显贵，升迁为宰执者大有人在。这种君臣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既是制定政策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考察人事的重要方式。   

　　当时的情况是以宰相曾公亮为首的贵近大臣们提出“辞免郊赐”。司马光认为此举可行，他觉得这样儿做虽然省不下多少钱，但是从贵近大臣开始来减少浮费，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王安石却不这么看！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即认为这样做省不了多少钱，还损害了朝廷的体面。同时他还认为国用不足，不是当今之急务。   

　　司马光反驳说：“自真宗末年以来，就开始出现国用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尤其严重，怎么不能说是当下之急务？”王安石再反驳说：“国用不足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又反驳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聚敛而已，最终造成百姓穷困，流离为盗，不是国家好事！”王安石再反驳说：“这不是善理财的人，真正善于理财的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双方你来我往，唇舌剑，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时“翰长”王珪发话了，他说：“司马光所说裁减浮费应该从贵近大臣北京十大最好白癜风的医院开始，言之有理；王安石所说本来花费不多，减少赏赐会伤及朝廷体面，也有道理。谨听皇上圣裁。”   

　　宋神宗说：“裁减浮费应该从贵近大臣开始，此意朕与司马光同；但就此次郊赉，从大体考虑，就不允许大臣辞免吧。”这位初登帝位的少年天子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司马光主张节流，反对聚敛，被称为“道德派”；王安石主张开源，力主理财，被称为“功利派”。宋神宗虽然口头上标榜节俭，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治愈白癜风多少钱好大喜功的强烈欲望。即位之初他所表现出的节俭可以说是实属无奈，因此，对力主理财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睐是顺理成章之事。数月之后，王安石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熙宁新法”带来了财政收入的丰盈，到后来宋神宗甚至公开宣称“节俭非帝王之事”，在宫殿城郭修造上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而这一点最为他的儿子宋徽宗继承，将大兴土木之风发扬到了极致。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获得了得“君行道”的机会，其亲近之程度被称为“如一人”，其难得之程度被誉为“千载一时”。不过这多少有点士大夫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在现实的权力世界里能治愈白癜风的医院，君相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王安石在被第二次罢相之前在给王珪的信中就坦言有“盈满之忧”了。   

　　司马光因为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后来便离开朝廷，潜心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工作。在整个神宗朝，司马光都没有真正得到重用，但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声誉，神宗在朝廷里也经常称赞他的德行。   

　　王珪，是这场论辩中常常被忽视的角色，也是宋神宗一朝最容易被忽视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策主张上有着多么严重的对立，但在为人上却有着一样的品性：坚持自己的意见，乃至到了执拗的地步。王珪恰恰相反，他的主张就是没有主张，然而没有主张的主张却是最符合皇帝的主张。他从熙宁三年担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担任宰相，一直担任此职到他去世，身居宰辅要职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他无所建树，一贯顺承旨意，被当时人称为“三旨相公”：上殿进呈说“取圣旨”，皇帝给出意见之后说“领圣旨”，退殿之后对下属说“已得圣旨”。   

　　神宗皇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