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vjk1utm0

旧巷听风

姥爷，就是外祖父，母亲的父亲。北方叫姥爷，优雅一点儿的叫法是“外公”。反正就是那个人，妈妈的爸爸。   

　五步法　每个人都有妈妈，就象也都有爸爸一样，这样一来，姥爷也就出现得很理所应当。有的人没见过，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姥爷。这不奇怪。然而没谁敢说他（她）没有姥爷的。有没有姥爷其实于自己并无大碍，但对母亲大人却重要得很，而母亲对我们的意义又是那么显而易见。因此，姥爷还是重要的。   

　　就象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一样，母亲也不能。她也曾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也在长大后对自己父母有过与我们类似的这样那样的不满。比如对她们选择的终生伴侣，即后来成为我们父亲的那个人不够欣赏，不够满意，有针对性地给予偏见，就象我的姥爷曾经做的和我的母亲曾经感受的那样。   

　　这种偏见在我们家的主要理由是——父亲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而姥爷则是直至解放还几乎目不识丁的工人。   

　　妈妈应该算是介于纯粹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若非如此，恐怕在那个年代（其实依我看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他俩也不能走到一起。按说姥爷也算是工人里比较好的工种——汽车司机，属于技术活儿，和其它好多工种比较在体力上都更轻松，在收入上也稍好些。他的驾驶是解放前学的，直到十多年前离休一直开汽车，跑过运输，开过班车，也开过首长车，带出来的徒弟的徒弟如今也已经带上了徒弟。他开了差不多五十年车，没出过一次事故，没损坏过一辆车。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说姥爷是个好司机，包括父亲也这么说。   

　　姥爷比我大四十五岁，比父亲大十四岁，妈妈是他的大女儿，接着有了姨和舅舅们。姥姥，就是他妻子，妈妈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姥爷靠自己的工资养活着一家大小，是家里的支柱和君主，任重道远说一不二，当之无愧地享受着这个家庭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回报。当自己喝酒的花费在全家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的矛盾中处于关键位置的时候，他依然有酒喝，一边喝一边听着孩子们吃窝头的声音。在学业优异的妈妈面临进一步深造及可能的花费和进入社会工作养家的选择时，他的决策无可争议、不容动摇。他说，别念了，念多了也没用。姥姥就说，能挣钱了也好贴补贴补家用，弟弟妹妹都大了，花钱的事越来越多……姥姥话多，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百分之八十都是废话，似乎竭尽全力弥补着姥爷寡言的不足。“其实她说不说都一样，我能不明白吗。”很多年之后妈妈跟我说。“别念了——别念了就别念了呗……”妈妈的眼里闪出少有的挂着愁丝的光。姥爷的一句话永远结束了她的求学生涯，使她永远也没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本来，成不成知识分子没什么重要，爸爸妈妈风华正茂的时候知煤炭产能万吨识分子并不吃香（其实现在也没吃香到哪儿去，好些就是了），被叫做“臭老九”。后来这“九”的排名还真让我找到了典故出处——古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也就是知识分子，介乎于娼和丐之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清除了娼和丐，儒能一息尚存已然大幸矣，也就是这些年生存空间才逐渐广大了起来，不知与娼和丐的复出有无关系。   

　　不管怎么说吧，妈妈到底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因此在夫妻间必然的也是常有的争吵中屡屡遭到拙于辞令的父亲有意无意的“无知无修”的评价、抨击和论处，连十四岁的我都知道妈妈很伤自尊心——就算无知也不是她的错。她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学生，要是也能上大学不见得比父亲差，甚至可能更博学也未可知。于是我说，文化不高不是她的错。对父亲说的。那可能是我对父亲说的第一句没有孩子气的话。然而内心还是十分孩子气的。具体表现在为他们的争吵寻找调解办法的执着上。不怨妈妈，也不怨爸爸——文化水平的差异影响沟通质量是明摆着的。那总得有人为此负责吧。当时我一下子就认定了姥爷。我不喜欢他，那样认定了之后就更不喜欢了。他应该为妈妈的而遭遇的张馨予回忆当时已被吓傻文化素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争吵及其给我带来的所有灾难感和不愉快负责！   

　　一直到所谓长大成人，即我大学毕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姥爷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的那时候，我都不喜欢姥爷。这是实话，被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告知给朋友甚至父母。那些从小在父母面前得到过隔辈人袒护的朋友对这种偏执表现出明显的不解。我不解释——那并不是什么荣耀，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能够折算成沧桑和荣耀的苦难。细想起来似乎根本就没有意义。在我的生命中，姥爷一点儿都不重要。   

　　   

　　姥爷是全家包括长成后的第三代在内的所有男人中最高大最魁梧的，手上布满了一生辛劳的沧桑和坚硬，脸庞的皮肤很粗糙，不喝酒的时候也是红的，很大的脑袋上一天比一天白的头发虽然日渐稀少，可仍旧很有骨气地直立着。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魁伟的身躯总是踩着异常沉重的步伐，带着铁钉敲击地面的铿锵和近乎磅礴的气度。烟草和酒精修饰出的嗓音沙哑、沉闷，着永远都听不懂的北方方言，简短而具有权威。我第一次挨打就与这口音有关。   

　　当时全家人正吃着饭，我还没上学。直到手背挨了筷子还不明白他到底要我怎样，不过总算知道了刚才那两声是在说我。姥爷的脸红着，目光深邃而严厉。第二下又要打下来时，妈妈厉声命令我——把饭碗端起来吃。这命令和幼儿园里的规矩相悖。不过，看在远在天边的幼儿园阿姨的呵斥和近在眼前即将落下的筷子之间质的差异，我没有坚持，更没胆量据理力争。被打过的小手上有一道红印，让粉白的嫩肤托得非常显眼。记得那天后来回到家父母好生吵了一通，不知是否与这一筷子有关。不过我相信，妈妈决不会眼睁睁等着我挨打。这个相信配合着逻辑得出一个多年之后还让我觉得不大概从年开始那么理解的结论。那就是，连跟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才嫁给爸爸的她也不怎么听得懂姥爷的话——口音太重了，也实在简练得不能再简练了。   

　　从那以后，我便对姥爷的讲话生出了挥之不去的忌惮，在姥爷心里也留下了不机灵的印象。后来，这种印象又由客观的不机灵变成了主观的目中无人，就象知识分子的爸爸一样。既而得出了“坏”和“狡猾”的评价。   

　　记得爸爸曾跟我讲过他和姥爷之间一场关于直接经验即劳动实践和间接经验即知识文化孰轻孰重的讨论及其不欢而散的结局。爸爸的立论和观点丰富而复杂，我是记不太清的。姥爷的比较简单，说是那些知识分子把工人们劳动的经验抄下来编成了书——他们的书。于是成为学者、教授、工程师，而其实一编辑评语很久以前写的。写的时候还算年轻，很动情。原只是写给自己看的。现在姥爷已去世好几年了。静夜中想起，思念涓涓……(作者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