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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我还和几个同学在铜川王石凹煤矿的山上玩得不亦乐乎,谁知新学期高中一开学,原来十五个班的初中同学顿时减少了一大部分,升入高中的只有七个班级了。我也由原来的七白癜风早期治愈方法班进入了高中时代的快班一班。对我来说,所有的同学都是第一次相遇,所有的经历都是第一次体验,所有的友谊也都是从崭新的一天重新开始。从我内心来说,我并不喜欢快班,记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在七班担任少年先锋队中队长,学校就让我去快班,而我则坚持愿意留在七班。因为我喜欢自由散漫的生活,不喜欢严肃古板而且充满竞争味的生活方式。进了高中,由不得自己选择,被分到了高一一班。那时候思想极为简单,除了学习和看书,也不想别的事情,也没有觉得就业的压力,所以那时候的学校生活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愉快的。当时也不能说没有烦恼,但所有的烦恼,一旦到了上课的时候,就完全忘却了。当年我们班有几位著名的老师,现在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这几位老师分别是语文老师杨克诚,数学老师余新棠,英语老师朱蓉珍,物理老师胡华,政治老师张玄烈。其中我与杨克诚老师接触的最多。有很多事情,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我本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学生,路上遇见了老师心里就通通直跳,平时不善言谈,在公众场合就更加少言寡语,只有在老师的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才脸白癜风早期发病的表现红脖子粗地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地回答问题。由于小学时候在我的老家河南生活了几年,我的口音一直改不过来,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有一种河南口音,加上那个时候又特别自尊爱面子,一说老家口音有可能遭到别人的嘲笑,因此内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卑。
那时候,我们上课之前,每天都要上早,在我们王石凹矿中学的大场上跑步,做广播体。王石凹矿中学是一所很有规模的中学,中学场坐落于王石凹矿的西山头上,场地非常宽阔,视野十分广阔,是我们的父辈用铁锹和洋镐流着一滴滴汗水一把把泥土开挖出来的。站在王石凹矿中学的场上,向四周远望,大有“独立寒秋”的感觉。
上完早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各自的宿舍早读。每当我们早读的时候,教室外边的校园里,就会有一位当时四十多岁的戴眼镜的老师,一只手背着,一只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一边慢慢地踱着步,一边念念有词地读着书,听班里的同学说,这位学究式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杨克诚老师,他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书法也很好,而且担任着语文教研组组长,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他不苟言笑,看上去很严厉。
杨老师上课的时候,课堂上一般都很安静。因为杨老师态度十分认真,讲课也十分生动,所以同学们都十分严肃,听课也非常认真。快班的风气很好,大家都相互学习,有一种学习的氛围。课余的时候,我也有几个好朋友,有时候也有轻松的谈笑,活泼的运动,热烈的争论,以及南腔北调的诗歌背诵与朗诵。但是,只要是杨老师一来班级,同学们都静悄悄的,不敢出一声大气。我们都知道杨老师很有学问,内心不仅对他尊敬,有好多时候甚至是敬畏。我并没有见过严老师发火,但同学们硬是都有点怕他。每当杨老师上语文课的时候,也是我最为高兴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语文,也喜欢背诵。越是同学们觉得困难的问题,我却觉得越有意思。而且在我那里,语文课从来都是很生动很浪漫很有故事很有意义的课,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杨老师上课。特别是那些古文,同学们都觉得很难,而我却觉得十分轻松。这就是所谓的因为喜爱,所以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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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杨克诚老师也经常提问我,那些问题我是不觉得困难的,但由于羞怯和自卑,而且一口家乡话,常常也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的心虽然通通直跳,但内心里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语文课特别的热爱。
每当清晨早读的时候,杨老师总喜欢拿一本线装书,一边在白杨树下踱着步,一边认真地看着。那时候,我们同学是不敢问他看的什么书的,也不懂,只知道那是学问很深的书。
杨老师不仅在黑板上的板书漂亮,他的毛笔字也很有造诣。记得有一次杨老师写了很多毛笔字诗词贴在我们教室的窗户上北京看白癜风医院哪家比较好,我们好多同学都在那里欣赏背诵,我相信很多同学的诗词也是那时候记住的。至今仍然可以回忆起当时的很多情景。
我之所以特别尊敬杨老师,不仅仅因为他学问大,教学水平高,而是在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情怀,有一种铮铮傲骨,有一颗质朴善良的心。每次的作文交上去以后,杨老师总是认真批改,对我的作文更是关爱有加,鼓励最多。是他给了我文学的营养,也是他给了我写作的自信。
平时的他看上去十分严肃,可是在关键的时刻,却能体现出他的情怀和爱心。
当年最让我自卑的不是同学们的嘲笑,而是万恶的户口制度,记得那时候,矿上有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工人上班有户口,而家里的所有家属都没有户口。说起来这也是世界奇葩,只有中国会出台这样极为不平等的歧视人的管理制度。你明明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是因为种种规定,因为你没有那一张盖着一个个公章的纸,你就有可能是黑人黑户。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二十一世纪之前可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都是如此,同是一家人,有的有户口,有的没有户口。
户口这个万恶的制度,诞生于秦朝,最发达的时候,莫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的最初也就是2003年。在暂住证也是一种户口的时候,城市里检查暂住证几乎成了某些执法部门或者联合执法大队捞钱的主要渠道,直到2003年在深圳发生了城管市容执法大队因为没有暂住证打死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事件,导致八十三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最后公安部和财政部六部委联合下文,要求暂住证只准收取工本费2元钱,不准乱收费,暂住证才黯然失色灰溜溜地退场,直到今天,户口制度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只拦路虎。反腐打虎,不知道能不能把户口这只早已经该死的老虎打掉!伤害我自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也像其他好多煤矿工人的孩子一样,我没有城镇户口。在初中的时候,没有户口只是一根鱼刺,已经刺进了肉里,虽然隐隐作痛,还没有那么伤心。到了快考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些没有户口的孩子,仿佛就像池塘里的水就要被抽干了,我们这些可怜的鱼,无论你怎么挣扎,都露出所有的秘密,暴露在众目睽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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