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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海一直扎根着一个印象——76年的马炳刚老师,50开外,中等个子,身体微微发胖,讲话方言口音较重。马老师教我们数学,编些口诀增强记忆。我现在还记得正负数运算“符号巴在背上走”。
阳春三月,我们并没有得到春天的恩赐。全校师生停课去“杀人埡”开农场。校长发出动员令:“克服饥饿,战胜困难,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扛着锄头背上背篼,队伍拖了好几里路。一派歌声,好不威风!
我家弟兄姊妹多,缺吃少穿。我身体单薄,幸亏语文老师发展了写写画画的爱好。凭借“笔杆子”,我避免了许多折磨。别人挑粪、背土、捅沟,我在阴凉处办墙报、写小评论表扬稿;让同学们好生羡慕。这次垦荒又很幸运,我当上宣传部长,手下还有一群能歌善舞的女生和“战地记者”。
工作分两条线进行。我们在山顶架起高音喇叭表扬好人好事。文艺队每天到工地表演鼓劲。第一次当“大官”,棘手的事自然多。有个叫唐红的女生,人称“糖美人”,很有点文艺细胞,父母在公安局工作。她十分嫌弃我们农村同学,见了酸溜溜的,常是鼻子哼、屁股甩,走人。一次演出,她争节目先后,我偏不依,锉她的锐气。这下可不得了,她两眼凶光盯着我,往日的妩媚荡然无存,简直变成桶似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自习,同学们满带倦意,教室弥漫着浓浓的汗腥味儿,一派死气沉沉。班主任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一种不祥之兆猛烈袭来。很快,他庄严地扯开了嗓门:“同学们啊,阶级斗争激烈得很呀!刚才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说是我们班有人收听敌台,和一唱一和,里通苏联修正主义,充当特务!”真是晴天霹雳!我不寒而栗。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嘴巴令人窒息——它一张一合,越来越大,忽而变成巨大的黑洞。成千上万恐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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