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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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想像自己老了的那一天，有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我讲述一些沉积的忧伤，昙花一现的欢畅以及暮色中慢慢浮现的不同的面孔。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写下我孤独的青春和忧伤。  五四精神介绍  

　　假如白石山坑口是一个干涸的鱼塘，我就是曾栖息于鱼塘中的一条鱼，时间的锉刀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一块块暗红的疤痕，那是矿山生活留下的印记。矿里的每一个人，与生活的关系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大多数人都以失败而告终。青春消逝了，爱情的存在是那么的遥远，就像冬日黄昏的山峦灰暗。山上枯萎的茅草与矿区裸露的泥土留下的背景，就像卷扬机等候在井口的索道上，将罐笼车送进狭窄隧道深处的黑暗。   

　　1979年的白石山坑口和许多的国营企业一样，组织庞大，等级分明，纪律松散，结构僵硬。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场，电影院，俨然是独立世外的封闭的小社会。职工的子女继续工作，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和老阿姨的打情骂俏中解甲归田，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不安于现状。矿山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漠然锋利，会对一些人进行修枝宋楚瑜角逐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消息是呼之欲出了剪接。因此，事物的景象也被覆盖和涂改，有的在抽枝，而村村通这种工程有的在凋谢，有的将永远不再发芽。   

　　在矿山，工种的类别永远是印在脑门上的标签。我们把下井叫做“下地狱”，在选矿厂称为“在人间”，进机关大楼上班被誉为去“天堂电影院”。直到现在，记忆中浮起的那段矿里生活仍是这样：一条裸露了皴裂皮肤的泥土路，两边散落着一些灰色的水泥楼房，有的墙皮已经憔悴地脱落，露出里面病态的青砖，远远望过去，像一群长满老年斑的老人，表情衰顿和苍凉。上二楼，须攀一段简易铁质楼梯。从单身宿舍半开的门缝望进去，被涂上绛紫防锈漆的窗户，忧郁着未曾愈合的黯然伤口的颜色。玻璃上贴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又贴了一层近乎全裸的女明星写真。窗台上晾晒着开裂的旧皮鞋和边角已经发黄的运动鞋。门口到窗户拉一根铁丝，展览着下井的工作服，汗味的毛巾，还有肥大的短裤和内衣，有的还正在滴水，有的仍展示着刚从井下带来的泥浆。地上的塑料暖水瓶搪瓷饭盒牙缸肥皂黑色橡胶雨鞋，挤在一起，如同一伙落难的兄弟。   

　　我在春天来到矿里最深处的。新工人一般按父母在矿里的职务等级分别安排在井下，选矿厂和机关行政楼里。我怀里揣着在中学时发表在省报市报上的几篇瘦小的诗歌，自以为这些矫情的诗句在劳资科分配工种时能闪现出一些光亮，事实上进矿之前，我就像被化验过品位的矿石样品，已经分放在等级不同的储料仓里了。车队调度的儿子进了车队，我的伙伴，球磨车间主任的儿子被分在选厂电工班，我的同学，财务科长“O”型罗圈腿的女儿去了广播站。而我，一个做着幼稚文学梦的农民的儿子，被丢进了矿井，每天从八百米深处向外吐出矿石的黑洞。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扔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死海，恐惧自脚底袭来，悲伤从头顶覆盖，失控的身体不断地沉下去又浮起来，所望之处是一片被绝望笼罩的迷茫。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颓废地在录像厅里，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我将躯体暂时寄放在录像厅里，等着被命运里的曙光领走。记忆中有些暖意是在录像厅和那些香港言情武打片，那是一些薄荷和，给当时凄惶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和。在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港片有着一种时代小叛逆们的集体烙印，最接近青春期成长的本质，充满了暴力、堕落、希望和绝望，现实的落差感让迷惘的青春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心驰神往。那时的录像厅比现在的电影院要安静，易拉罐总是在剧情高潮时“嘭”地响起。我痴迷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幻想自己能成为生活里的“小马哥”悄悄的，我退居旁，要是录像厅连续地放，我就会连续地看。有那么两三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荧白的光跳动在身体里，录像带哒哒地转动声中释放出一股怪味，那是身体发育的气味，也是梦想被现实挤压碎裂的声音。我喜欢那二十寸荧屏里带着拽音的异域传来的“我靠，我”的粗俗，“我马子”是当时听到的最为动人的对女友的称谓，真的让人心颤又心碎。现在的人越来越客气，讲话也越来越精致文明了，但这些文明精致的语言永远不能击倒任何人的心灵。在录像厅里，我师兄龙飞跟我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老大，有钱后把矿里行政楼里那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统统给睡了。他是在连续看完三场录像对老板喊了一句“换片”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我开玩笑让他给我留个档次低点的。他比我早到矿上三年，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我们都叫他龙哥，他的身后常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总是喜欢用摩丝把头发都收集到脑后，然后穿一件藏青色的毛呢大衣去矿里，扣子故意敞开，风一吹，后摆飘起来，像一只蓄势待飞的大鸟。   

　　有一次，我去录像厅，遭到几个混混的纠缠，剑拔弩张之际，龙哥的黑披风出现，以他在矿里一带呼呼作响的影响力，化解了一场荷尔蒙过剩的无聊撕扯。想起录像厅的事，我不得不专门写上他一笔。他是因为父亲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被掩埋顶替父亲名额来矿里的，他人生的辉煌顶峰是一个人对阵坑口的二十位壮汉，直到对方老大抱拳拱手叫停。1992年我调出矿里，他还在坑口，1996年坑口进入破产程序，他买断后回了老家，后来便没了消息。   

　　有时夜里下班，在暗处时不时的看到一对对贴在一起的身影，听到有人走来，立即鬼鬼祟祟地分开，等人走去立即又缠在一起继续他们甜蜜的事业。单身楼里住的矿工年龄参差不齐，年长的四十岁有余，年轻的二十岁不足。一些结过婚的单职工家属来矿里住，同宿舍的工友只好挤到别的宿舍去。这些伪单身职工，矿里没资格分到房子，就把宿舍作为他们的临时洞房，有的为了每夜都享受鱼水之欢甚至长期盘踞下去。单身楼住房日趋紧张，后勤科就来清理，矿工和后勤科长打游击，往往是科长刚清理了这屋，那屋又将简易的雀巢复合在了一起。有了女人的宿舍就是一个家，有了家就有了工友喝酒的地方。白天从山上采的山蘑打的野鸡让女人炖了下酒，晚上也常熄了楼道里的灯，耳朵贴在有故事演绎的房间门上偷听真刀真的激情戏，高潮部分往往是第二天井下一整天黑暗生活里的精神快餐。中午去食堂打饭，路上经常会听到广播站的喇叭里播放一首声嘶力竭的歌曲，印象中只有两句歌词“圣女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无望的重复，